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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一桩贿赂案遭质疑“受贿人被判八年、行贿人逍遥法外”

时间:2017-09-12 22:58:33 点击: 来源:南方法制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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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网讯(记者:秦铭明、牟财源、田玉珍)南京:金陵石化原副总李维辰受贿案的背后,行贿人张秀琴行贿金额高达85万人民币竟逍遥法外移居加拿大。

一桩尘封三年的贿赂案,一份存有疑点的判决书,多名涉案的当事人,受贿人正在监狱服刑,行贿人却远在加拿大,事情的真相究竟如何?高达百万的贿赂案为何只有受贿人接受法律的制裁,而行贿人却遭到法律的“无视”?究竟是行贿人无罪赦免,还是检察院“闭上了一只眼”?案件回顾:纪委介入调查:巨额行贿、受贿“确有此事”事情发生于2014年:南京市纪委牵头市经信纪工委,对金陵石化原副总经理李维辰涉嫌严重经济问题进行立案调查。同年李维辰被“江苏省南京市人民检察院指控:2006年至2014年间,被告人李维辰利用担任中石化资产管理公司金陵分公司副总经理、金陵石化公司副总经理和金陵之星大酒店董事长的职务便利,在承接业务、支付相关费用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南京利邦化工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某甲等人给予的现金人民币115.6万元、购物卡6.7万元,共计人民币122.3万元。被告人李维辰在接受组织调查期间,主动交代了办案机关尚未掌握的全部受贿犯罪事实。案发后,被告人李维辰退缴赃款人民币123.1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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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报道:行贿人真实身份“一目了然”

记者在南京广播网的一篇文章中的一段检察机关公诉人原声【录音】“2004年以来被告人利用其副总经理职务上的便利,接受南京利邦化工有限公司董事长张秀琴的请托,为其公司在购买苯酐酸水等方面谋取利益,2004年初到2008年春节前,先后四次收受张秀琴所送现金共计人民币85万元。”中确认:受指控的行贿人之一张某的真实身份是南京利邦化工有限公司法人张秀琴。在该案中,张秀琴行贿金陵石化原副总经理李维辰高达近8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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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机关指控:贿赂案真相“水落石出”

检察机关查明:“2006年至2014年间,被告人李维辰利用担任金陵石化公司副总经理、中石化资产管理公司金陵分公司副总经理和金陵之星大酒店董事长的职务便利,在承接业务、支付费用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南京利邦化工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某甲等人所送人民币115.6万元、购物卡6.7万元,共计价值人民币122.3万元。巨额受贿案在检察机关的辛苦取证下得以真相大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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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判决:受贿人与行贿人“待遇”的“千差万别”

据了解2004年以来,被告人李维辰利用担任金陵石化公司副总经理、中石化资产管理公司金陵分公司副总经理的职务便利,接受南京利邦化工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某甲的请托,为该公司在购买苯酐酸水等方面提供帮助,先后收受张某甲所送人民币85万元。①2006年初,收受张某甲所送人民币60万元。②2006年春节前,收受张某甲所送人民币10万元。③2007年春节前,收受张某甲所送人民币10万元。④2008年春节前,收受张某甲所送人民币5万元。

近日,记者在判决文书网浏览到一份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书。据了解,该案件已经审理终结做出了刑事判决,但判决书中细节仍存在疑点——受贿人被判处8年有期徒刑,行贿人被认定存在巨额行贿行为却逍遥法外。严惩受贿却又宽纵行贿,惩戒做不到一视同仁,不禁引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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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条文:受贿与行贿本应有“难”同“当”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九条规定: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务的,是行贿罪。张秀琴的行为已涉嫌行贿罪,理应受到检察院的重视。

另外,200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加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下称《公约》)。根据《公约》第十五条贿赂本国公职人员规定:各缔约国应当规定:(1)对行贿与受贿同罪同罚;(2)行贿犯罪行为,不仅包括实际给予,还包括许诺给予和提议给予。根据我国法律规定,2014年原金陵化石副总经理李维辰进行认罪判定后,李维辰主动交代受贿行为和金额被判有期徒刑8年,对李行贿占较大比重的张秀琴应与李“同罪同罚”。在证据如实的情况下,南京市人民检察院应进一步调查张秀琴的行贿行为并依法对张秀琴行贿行为提起公诉,追究其刑事责任,然而,为何在行贿行为被揭发3年后的今天,张秀琴仍然逍遥法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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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与质疑:调查:未受勒索,张秀琴主动行贿

关于已经认定的张秀琴的四次行贿行为属于何种性质,判决书认定为主动行贿行为且谋取了不正当利益。

据判决书写道,南京金陵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前副总经理李维辰被江苏省南京市人民检察院指控,于2006年至2014年期间,利用担任中石化资产管理公司金陵分公司副总经理、金陵石化公司副总经理和金陵之星大酒店董事长的职务便利,在承接业务、支付相关费用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南京利邦化工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某甲等人给予的现金人民币115.6万元、购物卡6.7万元,共计人民币122.3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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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维辰在接受组织调查期间,主动交代了办案机关尚未掌握的全部受贿犯罪事实。案发后,李维辰退缴赃款人民币123.1万元。该案件在南京市中院开庭审理。检察机关表示,李的行为已经构成受贿罪,法定量刑范围在10年以上有期徒刑及无期徒刑。

判决书中明确指出,李维辰接受南京利邦化工有限公司董事长张秀琴的请托,为该公司在购买苯酐酸水等方面提供帮助。为此李维辰先后四次收受张秀琴所送现金共计85万人民币。从中可以判断,张秀琴是主动行贿行为,而非李维辰的索贿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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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考虑到贿赂案件的取证困难性,法律上一般对行贿人、受贿人行为的主动坦白从宽处理,判决书中只表明受贿人李维辰在纪委调查时主动坦白受贿行为,本来检查机关认为李维辰受贿百万之多会受到十年以上的有期徒刑,一审时,由于被李维辰在接受调查期间,主动交代了办案机关尚未掌握的全部受贿犯罪事实。案发后,李又退缴了全部赃款,律师为其争取到有期徒刑八年。判决书中并未说明行贿人张秀琴是否有主动坦白行贿行为的倾向,即便是主动坦白,张秀琴对国家工作人员李维辰的行贿数额达85万属于“情节严重”者,法律上是不可能免罪的。

但实际上,在法院对李维辰受贿案的判决书中没有提到对任何参与行贿的行贿人做出任何处理处罚,包括已被认定为行贿85万人民币之多的张秀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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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记者又在法律文书判决网上搜索“张秀琴”或“南京利邦化工有限公司”等关键词,遗憾的是记者没能找到任何和张秀琴“行贿”有关的或者相关联的法院判决书,记者只能确定在李维辰受贿案尘埃落定之后,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并未对张秀琴被认定为巨额行贿的事实做出任何法律的制裁。带着疑惑,记者关于该案件对张秀琴及其名下的南京利邦化工有限公司进行了调查追踪。

调查:公司改制,购进设备和原料

据南京知情人士透露,张秀琴名下所在的公司是由原金陵石化化工一厂手套厂改制成的股份制企业,更名为“南京利邦化工有限公司”。在改制前,张秀琴是手套厂的法定代表人。手套厂改制后,张秀琴辞职并收购该改制企业所有员工的股份,将“南京利邦化工有限公司”完全变为她自己的公司。

记者走访金陵石化化工一厂了解到,该厂下设的手套厂在改制前主要生产苯酐、酸水等产品,用以生产“富马酸”,手套厂改制后,利邦公司购买金陵石化化工一厂的苯酐“酸水”来生产“富马酸”。根据判决书可以判断,也就是张秀琴在向金陵石化购买原料和设备的期间,为得到某种好处、利益或不为人知的原因,张秀琴开始了对正任金陵石化副总的李维辰行贿。

为了调查了解清楚事情真相,记者来到南京金陵石化化工一厂。看上去工厂空间很大但有些破旧,就像是在过去的很长时间里无人问津。工厂早已搬迁,空荡的工厂只有几位年龄大一点的留守人员。

在与厂内留守处几位工作人员和老同志交涉中,记者对张秀琴本人的情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他们告诉记者:“一厂留守处现在就只有我们几个人了。”负责看门的几位同志,对于张秀琴这个人,尚有些印象,一位陈姓工作人员回忆到:“当时她(张秀琴)是团委书记。我们一厂下面原来有个手套厂,她先后当过书记、厂长,最后她就是负责人,她的手续后边就转入金陵石化了,最后她就把手套厂买下了,时间太长了,八几年的事,细节我们也记不清了。”他们表示:“手套厂是集体企业,后来改制成了利邦化工公司了,具体情况,可以去金陵石化总公司了解吧。”在记者即将离开化工一厂的时候,恰巧进来了一位老同志,他告诉记者:“张秀琴就是一个个体户,她现在是外国人了。”据老人所知,虽然张秀琴一直在国内经商,但几年前已经移民加拿大。

记者在南京江北南京化工园,利邦公司新址并未找到张秀琴本人。利邦建设项目部项目负责人徐军接受了记者的采访,徐军介绍:“张秀琴不在公司,应该在加拿大,但不确定。利邦化工法人是张秀琴,我是金陵石化借调过来帮助整个工程安装的,我并不是利邦的工作人员,利邦不会给我发工资,我的工资还是金陵石化发的。至于金陵石化与利邦公司是什么关系,这个上面公司可能会知道。而且我只是过来帮助利邦搞技术服务的。你们看到的场地的旧装置是化工一厂的苯酐生产装置,从那边搬过来的。利邦公司2013年买断金陵石化设备,我是金陵石化派过来的对他们进行技术支持的。”

质疑:张秀琴是否安置下岗工人,其购买设备渠道是否正当?

记者质疑,企业被提出改制是用于安置化工一厂的下岗人员还是有其他用意?如果改制理由正当,张秀琴又是以什么渠道购进的旧生产设备?为了进一步求证,记者电话采访了金陵石化公司的窦副处长,随后转线联系到金陵石化宣传处。

记者:是否认识张秀琴?

答:张秀琴和我们没有关系,不是我们的人,她的厂子原来用我们的原料,有买卖关系。

记者: 你们的苯酐旧装置(2014年金陵石化将“苯酐旧装置”卖给利邦公司)为何卖给利邦公司?是通过招标方式还是其他方式确定的?有书面文件证实吗?

答:化工一厂的旧装置通过招投标的方式,正常的手续卖给她的。

记者:化工一厂停产后,利邦公司已安置了多少员工?

答:化工一厂的下岗职工利邦一个也没有安置。

记者:利邦公司改制前后金陵石化化工一厂卖给利邦公司的酸水分别多少钱一吨?是否有记录可查询?

答:我们化工一厂卖给她的酸水价格因为距今几十年了,我也记不得了。

记者从金陵石化公司窦处长处获得的关于张秀琴个人身份的信息与记者之前采访金陵石化一厂的留守工人处获得的信息有所出入,为何留守工人一致确定张秀琴曾经是金陵石化的工作人员,手续也转入了金陵石化,并告知记者可以向总公司询问更详细的信息,当记者采访金陵石化负责人时,窦处长却直言张秀琴与金陵石化曾有过买卖关系,此外毫无关系。究竟是哪一方的说辞存有问题?为何留守工人认为张秀琴曾是金陵石化分厂的书记、厂长,金陵石化的负责人却予以否认?

在记者的多次询问过程中,金陵石化公司方面也没有正面回答是否尚存书面文件和交易数据。利邦化工改制期间,张秀琴是否妥善安置下岗职工,以及2014年金陵石化副总李维辰被捕的那一年,利邦公司向金陵石化购买苯酐旧装置的渠道是否正当,单凭一面之词,真相如何就不得而知了。

质疑:判决时间后是否行贿成疑点

由上述相关知情人陈述可得知,利邦化工公司自2004年至2013年间一直从金陵石化化工一厂购买苯酐“酸水”生产富马酸,2014年利邦又花约3500万从金陵石化化工一厂购买苯酐和增塑剂旧装置用于利邦自己的苯酐项目建设,这期间金陵石化原副总李维辰一直是主管领导。

在李维辰案的判决书分述中,记者观察到,南京市人民法院认定张秀琴行贿期间为2004年至2008年。根据李维辰受贿案判决书中明确李维辰受贿时间一直持续到2014年案发前的事实。为何2004年~2008年春节前张秀琴对李维辰行贿,2008年至2014年间张秀琴就停止对李维辰行贿?记者质疑,张秀琴是否有隐瞒2008年之后的行贿行为。

行贿却不与受贿予同罪处决,判决书认定的行贿期间是否真实。为了求证案件真相,记者又找到了南京检察院罗处长。“对于你们采访的李维辰案子,我们把这个提纲给相关科室,后续给你们回复。”随后截止记者发稿前并未接到任何答复。

质疑:利邦公司旧厂疑违规生产“分散剂”,工商局却姗姗来迟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金陵石化化工一厂内利邦化工公司旧厂可能有违法生产“分散剂”的行为。

在南京金陵石化化工一厂西角边记者偶然听到机器的轰隆运作声,上前一看,标有利邦化工公司旧厂的字样映入眼帘,在旧厂内,大概有4到5个工人正在生产一种以“利邦化工”为品牌的白色粉末化工原料,成品被装入包装,袋子上面清晰可以看到:订单号:17003611- OP-00119 、品名:分散剂、生产厂家:南京利邦化工有限公司、生产日期:20170701,同时灼热的空气中隐约可以闻到一股刺鼻的味道。在生产线的旁边还有一座仓库储存着使用牛皮纸包装好的原料。可能是察觉到记者一行人的身份或者其他原因,这四五个工人又开始匆忙搬运已经生产好的“分散剂”。旧厂一副忙碌的景象。

记者质疑为什么一个已经搬迁走的工厂竟然还生产着标有公司名号的白花花的“分散剂”。现场情况指向了生产行为可能属于违法生产,属于地下黑工厂。为了了解为什么在这里还能看到正在生产“分散剂”?记者拨通了南京市工商热线12315与南京市市长热线,通过工商热线转到区工商局,记者现场迟迟等了一个小时。最终等到工商局工作人员“姗姗”到来时,工厂已经停止了生产,现场生产的“分散剂”早已被一辆白色的凯迪亚克运走,不知去往何处。记者质疑,如若工厂生产的“分散剂”和生产行为毫无问题,为什么工厂员工要匆忙离开?是回避还是逃离?是简单的生产完毕离开还是另有他因?

据记者现场看到在利邦化工公司旧厂旁边有几名农民工居住,其中一位穿着标有“利邦化工公司”几个大字的服装,工商局工作人员找到几位工人做好笔录。一位工商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我们会严肃处理,先调查该房屋是谁出租给他,然后再处理设备方面的问题。”

在看到现场无甚证据后,工商局工作人员致电一位厂方,厂方告诉工商局,负责人出国了,在加拿大,可能要派相关负责人到现场处理。同时也是现场工商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当时的情况。

当日南京市市长热线向媒体回应“执法人员现场了解情况,要等公司负责人回国或者公司派人处理”。市长热线告诉记者,工商部门调查到南京利邦化工旧厂是张秀琴出租给别人的,那为何生产的“分散剂”的牌子确是利邦化工的?为何只有四五位工人?为何周围居住的几位农名工中有身穿利邦化工公司服装的?就算是旧厂出租给别人使用,有可能违规生产“分散剂”的行为同“雇主”张秀琴毫无关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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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市长热线工作人员询问记者对现场处理的情况和工商部门现场执法是否满意,记者的回答是否定的。第一是工商局出勤太慢让致电人足足等待一个小时,在这一个小时中有没有通知地下黑工厂通报这就难说了,另外为什么工商局执法到现场未见到加工的“分散剂”,而大门已紧锁,为什么记者在现场可以看到加工“分散剂”还可以拍到。这不得让记者质疑工商执法内出现问题。更让记者难以接受的是“执法人员现场只做了笔录,为什么地下黑工厂设备及原料没有没收。”第二是记者提出的问题工商部门没有给出令人满意的答复,至于旧厂生产的“分散剂”究竟是食品用剂还是工业用剂,工商部门和市长热线一直没有给出明确的回应。

质疑:检察院当年是否存有疏忽,放过了行贿人

为了利邦公司法人兼董事长张秀琴行贿却未受法律制裁一事,记者向当年主要负责李维辰受贿案的公诉机关南京检察院了解情况,为何既已认定张秀琴巨额行贿,却未立即立案并提起公诉?

南京检察院就这一问题拒绝了记者的采访,记者无法从检察院方面了解当时的具体情况。记者疑惑,为何南京检查院要拒绝记者的相关采访,虽然是三年前的判决书,既然事实已认定,又有什么需要回避的呢?当年李维辰受贿案结束后,检察机关是否对认定张秀琴行贿85万的事实做出任何的调查和指控,因检察机关的有意回避,记者无法得知。

另外,为何当初李维辰贿赂案中的检察机关公诉人原声录音“……接受南京利邦化工有限公司董事长张秀琴的请托……先后四次收受张秀琴所送现金共计人民币85万元。”中明确提出了行贿85万的行贿人张秀琴的名字,而在最终呈现的判决书“先后收受张某甲所送人民币85万元。”中却隐去了“秀琴”二字,改为“某甲”?两字之差究竟是为了保护该案中行贿人的隐私还是其他原因?

南京检察院一位新闻方面的负责人罗处长最终回应:“对于你们采访的李维辰案子以及张秀琴行贿一事,时隔好几年了,请示领导不便接受采访。”记者将采访提纲提交罗处长,罗处长表示会把这个提纲给相关科室。检察院没有回应是否会对张秀琴行贿行为重新进行立案调查。

质疑:行贿人双重国籍?张秀琴本人拒绝回应

记者在利邦公司2014年的资产变更中发现,张秀琴的身份是中国国籍,在实际采访中,有工人认为张秀琴已经移民加拿大,而其他的采访对象也说张秀琴可能在加拿大。记者质疑张秀琴是否可能拥有双重国籍身份?如若张秀琴的党支部书记身份如实,又同时拥有双重国籍,张秀琴就不止犯行贿罪这么简单。倘若张仅仅是移居而非移民,移居加拿大或许是张的个人行为,但若移居者有一个已经认定为“行贿人”却未受到法律制裁的身份,那么移居的动机就有些不够纯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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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记者拨通涉嫌行贿的当事人利邦化工董事长张秀琴电话时,张秀琴表示她目前不在国内,远在加拿大。记者试图让张秀琴简单介绍一下个人的情况并对行贿行为表态,张秀琴表明:“我的个人信息拒绝记者采访,李维辰案子我也拒绝接受采访,我不能回答你的任何问题。”当事人的态度还算温和。

旧案重提或许有些“不近人情”,但法律绝对不容许漏网之鱼。在依法治国的前提下,公平和正义在一次次维持着社会的秩序,维护着社会的稳定。是什么让真相被蒙尘?是谁让法律遭蒙羞?法律从来都不是“一纸空文”,立法在不断充分完善,执法却偶有疏忽和怠慢,相信所有人都愿意看到法律是权威的公正的,相信违反法律的人都会受到法律的惩罚,希望执法机关能够站出来给人民群众一个公道,将张秀琴行贿85万却未受法律制裁的真相公之于众。

法律专家评论

北京某知名法学教授评论:这篇新闻报道反映了目前我国对“贿赂犯罪”在司法实践中的普遍现象:偏重对受贿犯罪的惩处,相对轻忽了对行贿犯罪的同等惩处。不从根本上铲除贿赂犯罪的“源头祸水”,造成反腐形势严峻、大量社会司法资源浪费的局面。有鉴于此,有必要认真反思关于强化惩处行贿犯罪力度的必要性问题。

贿赂犯罪乃双方互为犯罪对象的“对合犯”。【刑法】第389条对行贿罪的法律规定: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的,是行贿罪。但通过对李维辰案判决书的研读,仅仅只是对受贿人判处八年有期徒刑,对案件中的行贿人均未依法做出任何裁定和判决,而且行贿人主动行贿的事实认定清楚,甚至有高达85万的巨额行贿。根据【刑法】第390条对行贿罪的处罚情形及处罚规定,已经属于“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既然如此,该案的终审判决有失偏颇!造成“行贿无罪”的社会效应!

行贿是受贿之源。从某种意义看,比之于受贿,行贿行为其实更具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从根本上看,虽然宽纵行贿的反腐策略也许一时有助于惩治受贿者,但却无法根治腐败顽疾,因为行贿者的行贿意愿并不会因受贿者的落马而降低和收敛。事实上,在贿赂犯罪权钱交易中,最大的受益者其实不是贪官,恰是行贿者,据说行贿“产出”甚至是投入的10倍之巨,严重消损国家、集体利益和社会公平正义。如果司法“重受贿轻行贿”,只对受贿犯罪科以严刑,而对行贿犯罪网开一面甚至免以刑罚,以致逍遥法外,成为事实上的无罪,无疑偏颇不公,危害甚重,给社会造成“行贿无罪”的错觉,还助长大肆行贿“围猎”干部的歪风邪气,不断将大批意志不坚定的官员、干部“拖下马、拉下水”,沦为行贿谋利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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贿赂犯罪的发生,既基于以权索贿的贪腐无忌,更基于行贿逐利的泛滥不绝。如果严堵行贿犯罪的“源头祸水”,将有效遏制受贿犯罪的发生,刑罚惩治受贿也将事半功倍。而要堵住“源头祸水”,必须加大违法成本和风险,一方面要摒弃“重受贿轻行贿”司法陋习,严格限制“主动交代”特别自首条款被滥用,做到行贿、受贿“同罪同罚”;一方面做好源头预防,完善立法不足,降低行贿罪没收财产刑的适用门槛,同时加大罚金刑适用,使行贿犯罪成本远远大于犯罪收益,让行贿者得不偿失,促其理性拒绝使用行贿手段来引诱“围猎”受贿者,进而减少暴利驱动下的行贿犯罪。

十八大以来,中央三令五申构建法治社会。只有既严惩受贿者,也不放过行贿和“围猎”者,才能抓住反腐肃贪的“牛鼻子”。为反腐倡廉打下坚实的法治基础。

责任编辑:小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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